【党史中的纪律】新中国反腐历史上的若干个“第一” | 向毛泽东直言反腐第一人

1951年，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，湖南省民主人士、毛泽东的忘年交、后任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委员的仇鳌（1879—1970），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。他在信中恳切直言：“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，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，这是无可置疑的。唯党一接近实际政治，最易停滞与腐朽。从来讲主义，谈政治，在宣传的革命时期，属于破坏方面，无所顾忌，易于成功；而革命胜利后，迄至掌握政权，进入主义的建设，千万头绪，学识不够，经验全无，不但难见成功，而且时有错误，遂不免自起怀疑，顿生停滞现象。在此期间，最宜鼓起勇气，克服此种困难，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。又，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，正如孟子所谓‘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’此皆能忍受。一旦革命成功，各种情况忽然消逝，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，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，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，使革命的伟大前途，因腐蚀而发生障碍。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。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，即批评与自我批评。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，不仅自己党员，就是党外人士，亦应争取共同掌握，相互运用，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。”

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:一是见事早。远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,仇鳌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,共产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,以正确对待工作的失误。二是语言直。全信没有颂词,没有谀词,没有八面玲珑的话,只有苦口良药般的警戒良言。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,慨叹颇多,感同身受,深为佩服和赞同,立即回信给仇鳌说:“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。”